法律修辞还有一些微观的运用技巧，有学者将人民调解介入个案的策略划分为修辞、隐科层和软暴力的三维解纷维度104。

虽然在利害调整模式中，立法者、特别是行政机关对于私益冲突的解决作用明显，但利害调整模式并非主张全能式的国家调控，其毋宁是认识到私人领域自我调控的功能边界。因此可以考虑适度放宽相关行政法规范的范围，[82]特别是在冲突的利害关系中，凡是有关调整私人冲突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都属于保护规范。

[64]而利害调整模式则为水平冲突的协调提供了规范依据，凸显了水平关系之于第三人公权利判断的一般意义。相形之下，利害调整模式明确了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对水平关系和垂直关系的区分，[61]主张在类型化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具体探讨公权利，使行政法律关系和公权利相结合，实现了公权利认知的视角转换。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字第169号。阿斯曼的新保护规范理论堪称公权利理论在二战后的最大变化。从而，公权利的判断方式可化约为行政法规范→利害调整方案→公权利的三阶段结构。

如果类型化的冲突私益恰好是行政法规范的调整对象，则无论私人究竟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总体的一部分，相关法规范都能够一般性地被主观化。而互换性利害关系是针对同一准入利益产生的冲突，不同私人的准入利益是同质的。(74)表达了以平等司法保障公正司法的先进理念。

(40)这一历史性的法治成就终于圆了中国人民的百年民法典之梦。明清两代大兴讲读律令之风。(77)(1)为了保障公正司法，中国古代一贯重视对司法官之法律责任的建构。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54)〔西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卷3《大禹谟》。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并建立了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制度，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

③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63)习近平：《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2013年2月23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0页。唐代武德年间，隶律博士于国子监，律学正式成为国子监的六学之一，设律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五十人。唐代遇有特殊重大案件，则由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即三司推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55)〔东汉〕班固：《汉书》卷48《贾谊传》。习近平强调：要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凡是进入法官、检察官员额的，要在司法一线办案，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西周时期，即有悬法象魏(83)的记载，将法律法令高悬于宫门之外，便于百姓了解法律。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有利于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公民的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68)〔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8《后汉桓帝》。

明清两代的会审制度更为完备，计有朝审、大审、热审、秋审、圆审等。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对于引导全民守法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21)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12月5日，第2版。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重要理论渊源。明代思想家丘濬亦认为：刑者，所以辅政弼教。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二)法治论断的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拥有浩如烟海、体系严密、思想深邃的传世典籍。《周礼·大宰》记载：凡治，以典待邦国之治。

诚然，考究其出发点，法司会审主要是为了宣扬封建统治者布施仁政慎刑恤民。就国家治理理论的实践而言，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了中国古代德法合治的治理理念。

但从实践意义上讲，由政府不同部门的官员参与审理，提高审理规格，严格审理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重大案件在规范、公开的轨道上进行，有利于公正司法。增强全民法治观念，需要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开展立法工作，完善法律体系，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领导干部要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动全党全国一起努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不断见到新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还体现在对中华法系之法典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上。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引用：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67)在官吏的选拔任用上，汉代以举孝廉的形式注重拔擢符合德才兼备标准的人进入各级官署。(56)清代雍正帝认为：用刑之际，法虽一定，而心本宽仁。

春秋时期，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先民重视立法、强调发挥成文法的行为规制功能，使中华法系具有浓郁的法典文明的特征。这些引述所体现出的总体特点与基本规律，深刻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以豁目开襟的视野、海纳百川的胸怀和锐意革新的姿态广泛借鉴古代典籍中所蕴含的丰富法治思想，切实做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者。

针对司法官贪赃受贿的行为，唐律还规定了六赃，并且对这六种行为规定了严格的刑事责任。周代即形成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

中国现代法治发展的历史比较短暂，基础相对薄弱。习近平指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落实在提高历史文化素养上，落实在提高领导工作水平上。(12)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虽然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物质生产总和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但是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官箴文化倡导约束权力，审慎运用权力。(62)〔明〕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文集》卷16《辛未会试程策》。

法是他律，德是自律，需要二者并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一是要不忘本来，重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认真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法治实践，充分利用好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资源和实践资源。

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上及庶人子为生者，以律令为专业，格、式、法例亦兼习之。